我們都是電單車手 ﹣從《緩慢》看發展、清拆、重建

這個多星期,我城忽爾沸沸盪盪,人人皆談高鐵。工程計劃早就在無聲無息地進行,但媒體從不認真報道,直至那一個星期五,對政治一直在半迷糊狀態中的香港人突然發現,不知從那裡來的一班老中青年人竄了出來打鑼打鼓反高鐵,聲聲「包圍立法會」。輿論一下子就如開水滾燙起來。支持的人重覆又重覆他們的「發展觀」、「邊緣論」,反對的人,主力集中抨擊政府如何粗暴行政、諮詢如何兒嬉、功能組別制度如何不民主。馬嶽教授也寫了一篇評論,說反高鐵的重點並非高鐵本身,而是不民主的政制、政府黑箱作業的模式、以及疑似官商勾結的種種問題。

實情是如此嗎?當然,立法會如此通過高鐵撥款,完全是因為議會不民主、政府不能善治。但追尋反高鐵主力的源頭,其實是來自保衞菜園村運動。這箇中牽涉的問題,就不單是政治機制的好與壞,而是更深層的、香港新一代人對理想社會藍圖該如何的方向轉變。

或許我們該看一看昆德拉。昆德拉在《緩慢》中大力批判現代社會的「極速」生活。他借電單車手作比喻,說我們如在駕駛飛快的電單車,擺脫了速度對人身的限制。但與此同時,我們在極速的快感下,與身邊的環境、事物、人物脫離,甚至和自己的記憶分割。昆德拉還弄了道「存在主義算式」,指出人走得愈快,違忘的速度便愈快。這又使我想起陳雲在上星期《信報》專欄的公路鬼故:說電單車手在深夜的公路飛馳,衝過橫路的電線被割斷頸項而不自知,待走進小店吃宵夜時脫下頭盔,店家赫然發現車手的頭顱也被一併脫下。這個鬼故聽落恐怖,其實在諷刺現代社會的極速生活,快得連人的腦袋也掉了也不自知。

在高度發展的城市,一切講求速度、效率。在無止境的極速追尋中,有人懂得計算什麼工程不上馬,全香港每年就會失去多少收入,沒有多少就業機會(姑勿論這些數字是否準確);但有沒有人認真地計算過,在這個瘋狂地清拆又重建的過程中,我們遺忘了多少?更重要的是,我們為了一些看上去很重要的大名詞如「經濟」、「發展」,撕裂了多少綿連的社區網絡、將多少人自身的歷史連根拔起?有沒有人認真想過,為什麼「發展」二字,就如一張trumping card, 能喝令所有其他論述低頭?(岔開話題一帶,在歐美的法律中,“trumping card" 通常是人權法。個人權利在公民社會中受高度保護,很多社會議題(如工資問題、墮胎問題)到最後會變成人權問題。「發展第一」的論述,似乎是發展中國家的富國策略而已。香港自誇為「亞洲國際城市」,政府進行城市規劃的論述竟停留在「發展」階段,實在叫人臉紅。)

菜園村我還沒去過,但是自小愛在課餘時間流連灣仔的莊士敦道(主要是為了各大書店)、春園街。最記得莊士敦道的幾家雀仔店,把很多不同品種的雀鳥掛在騎樓式建築的大柱,十分好看,常常有街坊聚在那裡談天、看報。重建後,變成幾家貴價餐廳的門口(或後門),富人地方,無錢平民望門不得其入,遑論聚談。還有去母親公司會經過的喜帖街,滿街滿舖貼着不同姓氏的金箔紅包,喜氣洋洋;現變成空空如也的建築大地盤,物事全非。半個灣仔已被「打造」成yuppie 天下,華麗的摩天住宅大廈,昂貴的餐廳,和半街之隔的舊灣仔尋常百姓家顯得格格不入。或許過幾年,另外半個舊灣仔也會零落。因為心酸,所以每次路經重建區也急步而過。菜園村的命運會否和灣仔、皇后天星雷同,還是會因反高鐵運動而逆轉?

讀《緩慢》,使我發現我們都是昆德拉筆下的電單車手,在高速的快感中和身邊一切割裂。而可怕的是,我們還要強迫別人一起騎上電單車,振振有詞地強制人家去放棄、去接受命運、去痛、然後去遺忘。這種深入骨髓的 development/speed affinity syndrome, 使我打顫。很多論者說香港的社運因反高鐵的運動而重新抬頭。希望這個運動,除了爭取真正的民主之外,也能拷問主流的發展價值,激起更多關於這方面的省思。

(本來想寫《緩慢》的書評。但寫着寫着,發覺愈來愈似發牢騷。本想停筆再寫,但一停筆或許就偷懶了,只有繼續。權充讀後感好了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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