喜劇背後的荒涼 ﹣看《太太萬歲》

《太太萬歲》海報

看張愛玲編的第二部戲《太太萬歲》，光是戲名就散發喜劇氛圍。戲中有的是典型苦情戲人物：刻薄的婆婆、窩囊的丈夫、忍辱的媳婦，但張在重處輕描淡寫，在輕處加插喜劇元素，幽了這老掉牙的戲碼一默，也側寫了那個年代為人媳婦的百般艱難。

張擅長描寫活在家庭夾縫中的女性。要說其筆下的媳婦，總會叫人想記《金瑣記》中的曹七巧如何因卑微身世和丈夫的缺陷自卑、自怨，以至變成一個陰毒可怖又可憐的人。《太太萬歲》比《金瑣記》遲寫五年，故事中的媳婦思珍也和七巧截然不同。作為一齣流行戲劇的女主角，思珍是典型的大家閨秀：聰明賢慧，處事周到，什麼都逆來順受，還要替別人著想。做人媳婦甚艱難，思珍為了婆婆開心、為了成就丈夫事業、為了維繫婚姻，常常要編些不大不小的謊話應對各種麻煩、困難。丈夫要創業她替他張羅資金、他發財了在外面玩女人她要忍辱、他潦倒了，舊情人的姘頭借故上門向他索錢，她還要單槍匹馬的去替他擺平。她受不住了執意離婚，丈夫給她賠個禮、認句錯、做些花樣，她便轉嗔為喜、回心轉意了。這種妻子，現世間沒有，我相信在那個年代的上海也是沒有的。

上世紀四十年代末期的婦女，經過半桶水式的婦解運動，懂得了一點新思想，但沒有經濟自由，在社會的地位又還不算高，最終仍是困在家庭的囚籠。和思珍經歷雷同的女子應不少，和張愛珍同期的海派女作家蘇青就是一個。她有難服侍的公婆，像思珍一樣老是要她生男孩子；有負心的丈夫，背著自己在外面有情人。蘇青裡裡外外的受了不少氣，最後和丈夫離異，自力更生。那個年代，一個離婚女子在社會上立足困難，強如蘇青，也曾寫文章勸婦女不要輕言離婚，因為「現實社會裏，雖多是嶄新的學說，而大家做出來的作為卻同十八世紀、十九世紀差不多」。（註一）女子在離婚後不一定能得更美好的生活，而且社會對離過婚的女性的接受程度不高。 一年後蘇青決定分居的時候再撰文論離婚，想法已完全轉變，她的新結論值得一引：「一個女子在必不得已的時候，請求離婚是必須的。不過在請求離婚的時候，先得自己有能力，有勇氣。至於離婚以後是怎樣呢？我以為也不必過慮。一個有能力，有勇氣的女子自能爭取其他愛情或事業上的勝利；即使失敗了，也能忍受失敗後的悲哀與痛苦。」 （註二）因此，在《太太萬歲》中，當思珍提出要離婚，還說「自己更大的虧也吃過了」離婚沒什麼時，我就知道這是一定不會發生的。因為若真的離婚的話，思珍的命運或許更悲涼了，這齣喜劇，又如何演得下去？所以劇至最後，思珍的老公逗她一笑，婚便離不成了，是個頗「求其」的大團圓結局。

既為喜劇，結局只要開心，草率一點也沒什麼。我倒挺喜歡張那種以喜劇筆觸去描寫荒謬的手法。譬如有一幕說思珍的丈夫志遠乘飛機到香港，但思珍的婆婆怕飛機危險，思珍就騙她說丈夫是坐輪船，還說了是什麼名號、哪一天開。結果那條船後來沉了，婆婆一看報，嚇了個鬥雞眼。演婆婆的演員路珊攍長扮尖酸刻薄的上海阿嬤，估不到她還會做怪臉，差點沒口吐白沫的模樣，逗得觀眾哈哈笑。其實說到底，還不是她太封閉，所以人家都不敢和她說真話，弄得她自己嚇死自己。另一幕好笑的場面是思珍的爸爸為了替思珍出頭，跑到志遠的情人史咪咪（上官雲珠 飾）處要替女兒討回公道，結果好色成性的他本來殺氣騰騰，不用多說兩句已和另一位風塵女子黏上了，和女婿一起玩女人，女兒的事置諸腦後。人們明笑他老來好色之餘，暗笑他為羞為人父。如此搞笑的處理手法，表面上將思珍的可憐遭遇和他的不堪淡化成笑場，但事實上，觀眾的笑聲映照起思珍的淒涼無助，反諷效果更強。

《不了情》中的配角實支撐整齣戲的轉折，而男女主角則如受擺佈之風箏。《太太萬歲》剛好相反，整齣戲如在看少奶奶思珍一人演獨腳戲，施展她的聰慧見招拆招，逄凶化吉。思珍的角色堪稱秀外慧中，十分搶戲，就是大明星上官雲珠演的風塵女子史咪咪如何千嬌百媚，也給比了下去。「百度一下」演思珍一角的蔣天流，履歷，原來還是個大學生，肆業於上海大同大學經濟系，還唸過鼎鼎大名的教會女校金陵女子文理學院。以她來演八面玲瓏的思珍，實是恰到好處。大明星上官雲珠在這齣戲中反而不算很突出。她始終風塵味太重，雖然比思珍漂亮，但沒有觀眾緣，而且角色也沒有什麼發揮之處，只是一名勾人老公的妓女而已。我最喜愛的一幕是思珍代志遠去見史咪咪和她的「哥哥」（後來發現是姘頭）。淡定的思珍，見了搶了自己老公的女人還客氣大方，笑意盈盈；談笑間眼見本是自己之物竟出現在咪咪家裡，也神色自若，口口聲聲說邀請咪咪來作姨太太，要不他們全家搬過去她的公寓也行，三扒兩撥，把咪咪和她的姘頭煩得要請她走。這便叫做以柔制剛，強的女人不一定要聲大夾惡，像思珍一樣更使人叫絕。張是《紅樓夢》迷，猜想她寫這場戲的時候，或許也有借鏡王熙鳳大鬧尤二姐新居的一段罷？不過當然思珍比鳳姐溫順，咪咪也不是二姐般楚楚可憐。

說到底，張愛玲還是張愛玲。這些劇本或許是張「為生計」而作，但笑歸笑，背後還是荒涼，待戲終人散後好久才透出來。有錢的父親荒唐，好不容易扶起來的丈夫不長進，一剎的富貴還是轉頭空。大團圓的結局只是為喜劇而作，在現實中，那個年代的民國女子面對的現實，還是殘酷。

《太太萬歲》劇照：左為上官雲珠；右為蔣天流

註一：蘇青：〈論離婚〉，《蘇青文集》（下）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，1994年，頁116-121。
註二：蘇青：〈再論離婚〉，《蘇青文集》（下），頁127。

那年那月的上海情事 ﹣看黑白片《不了情》

—– 我對於通俗小說一直有一種難言的愛好；那些不用多加解釋的人物,他們的悲歡離合。如果說是太淺薄，不夠深入，那麼，浮雕也一樣是藝術呀。但我覺得實在很難寫，這一篇恐怕是我能力所及的最接近通俗小說的了，因此我是這樣的戀戀於這個故事。（《多少恨》卷首語    張愛玲）

香港電影資料館舉辦張愛玲電影展《借銀燈》，一張票三十元，學生票還有半價。我趕忙上網訂了五套票，拉媽媽一起去看電影。新的不看，改編的不看，都揀張自己編劇的黑白戲。

昨晚看了第一套，由桑弧導演、陳燕燕和劉瓊主演的《不了情》。這一套是張愛玲的第一個劇本，也我最期待的，因為一直就沒有什麼由來地喜歡這部片子的改編小說《多少恨》。看了電影後，又更喜愛電影版本多一些。

故事是講述一個年輕的家庭教師虞家茵和學生的父親夏宗豫的相識、相戀，然後因種種原因而無奈分離。那個年代的電影沒有什麼花巧東西，場景只有三個，鏡頭緩慢，對白簡單，故事也不複雜。但或許就是因為這種簡單，整套戲反濔漫着一種現代戲沒有的張力和戲劇性，叫人回味。相比起來，現在的新片子很多講特技、講製作排場，一進戲院，轟隆轟隆的弄你幾個小時的頭昏腦脹，從黑盒子鑽出來時覺得暈眩。看慣了荷里活式一幕接一幕的緊湊大片，黑白片的簡潔，更使人覺得清甜如高山泉水，蘊藉如陳年美酒。

陳燕燕飾演的虞家茵，看上去真的是胖了一點，也不特別漂亮（雖然資料說她是個大明星，而這部戲是她的復出之作）。但也因為如此，她看起來更像一個大都會中的小人物，更叫人同情，增加故事的說服力。男主角夏宗豫是一位中年商人，由劉瓊主演，不是很俊朗但高大有威儀，西裝骨骨，而且非常有禮貌！那個年代的男人會幫女士穿大衣、脫大衣，甚有風度，在現代戲中一定沒有了。

電影啟始的一幕是上海的國泰大戲院。其實我最期待這一幕，因為張愛玲是戲迷，很多論者都說過她有很多小說情節如電影鏡頭。所以我一直就很有興趣知道張愛玲常常泡的電影院會是什麼樣子的。第一幕就是主角在戲院邂逅，也帶出了故事如一場戲、戲如人生的意味。

那個年代的人，不知是不是真的如此規行矩步，說話是一個一個字吐出來的，走路又慢，腰板挺得老直，皮包夾在脇下。去商店買了東西，也是放在一個盒子裡夾在脇下。銀幕上的男女談情點到即止，家茵和宗豫最多是互相握着手，說幾句情話。絕大部分的情感其實以生活的小細節表達，如宗豫替家茵買件衣料、給她添個熱水瓶，家茵替宗豫補手套等。無聲勝有聲，一切盡在不言中，含蓄又細膩。這樣當然有這樣的韻味，我們這一代就連情話也快不懂說了。不過有些時候我還是覺得某些對白太「老土」，忍不住吃吃地笑。

這個故事使我想起Charlotte Brontë 的 Jane Eyre ﹣也是說一位孤苦的家庭教師和孩子的父親戀上了，但他們當中夾着了男人那位中途出現的、神經質的髮妻。初看《多少恨》的時候，讀到夏太太出現之處，我就有那種 Jane Eyre 式的 “mad woman in the attic" 感覺。不知張愛玲在寫些個劇本的時候有沒有這本世界名著在心上。在《多少恨》中，夏太太的形象十分糊塗，糊塗得叫人生氣。《不了情》的劇本把她刻劃成另一個悲劇人物，她的舉止大方，有大家閨秀的基本教養；她可憐，因為命運配她予一位不能情投意合的丈夫；她愚魯，也只是受教育不深又過分哀傷自憐的結果。這樣的處理使人覺得她不是什麼瘋女子，而只是一個舊式婚姻中的受害者，也像家茵一樣因為命運的擺佈而身不由己。

雖然家茵和宗豫是主角，但整個故事的發展其實是牽制在故事中的小人物手中。最明顯的莫過如虞父（嚴肅 飾），他的厚顏無恥、自私自利和貪得無厭使他親手把女兒推向痛苦的深淵。劇中的細節，如他在夏公館看見一大盒請客人抽的煙卷是名牌，便要悄悄地偷一大把，女兒離開上海後他還跟包租婆爭火爐等，把他的勢利和無情刻劃得入本三分。另一個小人物姚媽（路珊 飾）也是好戲之人，上海阿嬤的嘴臉使人恨得牙癢癢，但又為她的絕妙演技叫好好絕。而且細想起來，知道她一切出於護主心切，尖酸刻薄的行為就不難理解。總體來說，《不了情》中的愛情戲好看，但戲中小人物的演出更是精彩。

《不了情》的故事以家茵的不辭而別而結束。我覺得這樣的結局，比《多少恨》的結尾好。在《多少恨》中，宗豫是從家茵口中知道她要走的，家茵也看到了他滿心歡喜地替她買的兩套碗筷（表達宗豫還滿心準備和她共同生活）。而在《不了情》中，宗豫捧着禮物來到家茵的小公寓，已是人去樓空，一片零落。《多少恨》的結局有點「多此一舉」，也使男主角顯得猶豫不決。家茵在宗豫不知情之下離去，戲劇性更大，故事的感染力更強。

在回家的路上，媽媽和我談到家茵的處境。留下呢，夏太太在，她的身份怎樣好？一個黃花閨女，就真的甘心做姨太太或情婦嗎。而且她那位搞事的老頭子在，難保不會有更多的節外生枝。所以她其實只能選擇離開吧。就像劇終那一隻掛在電線上的斷線風箏一樣，那種身不由已實在叫人唏噓。

我們都是電單車手 ﹣從《緩慢》看發展、清拆、重建

這個多星期，我城忽爾沸沸盪盪，人人皆談高鐵。工程計劃早就在無聲無息地進行，但媒體從不認真報道，直至那一個星期五，對政治一直在半迷糊狀態中的香港人突然發現，不知從那裡來的一班老中青年人竄了出來打鑼打鼓反高鐵，聲聲「包圍立法會」。輿論一下子就如開水滾燙起來。支持的人重覆又重覆他們的「發展觀」、「邊緣論」，反對的人，主力集中抨擊政府如何粗暴行政、諮詢如何兒嬉、功能組別制度如何不民主。馬嶽教授也寫了一篇評論，說反高鐵的重點並非高鐵本身，而是不民主的政制、政府黑箱作業的模式、以及疑似官商勾結的種種問題。

實情是如此嗎？當然，立法會如此通過高鐵撥款，完全是因為議會不民主、政府不能善治。但追尋反高鐵主力的源頭，其實是來自保衞菜園村運動。這箇中牽涉的問題，就不單是政治機制的好與壞，而是更深層的、香港新一代人對理想社會藍圖該如何的方向轉變。

或許我們該看一看昆德拉。昆德拉在《緩慢》中大力批判現代社會的「極速」生活。他借電單車手作比喻，說我們如在駕駛飛快的電單車，擺脫了速度對人身的限制。但與此同時，我們在極速的快感下，與身邊的環境、事物、人物脫離，甚至和自己的記憶分割。昆德拉還弄了道「存在主義算式」，指出人走得愈快，違忘的速度便愈快。這又使我想起陳雲在上星期《信報》專欄的公路鬼故：說電單車手在深夜的公路飛馳，衝過橫路的電線被割斷頸項而不自知，待走進小店吃宵夜時脫下頭盔，店家赫然發現車手的頭顱也被一併脫下。這個鬼故聽落恐怖，其實在諷刺現代社會的極速生活，快得連人的腦袋也掉了也不自知。

在高度發展的城市，一切講求速度、效率。在無止境的極速追尋中，有人懂得計算什麼工程不上馬，全香港每年就會失去多少收入，沒有多少就業機會（姑勿論這些數字是否準確）；但有沒有人認真地計算過，在這個瘋狂地清拆又重建的過程中，我們遺忘了多少？更重要的是，我們為了一些看上去很重要的大名詞如「經濟」、「發展」，撕裂了多少綿連的社區網絡、將多少人自身的歷史連根拔起？有沒有人認真想過，為什麼「發展」二字，就如一張trumping card, 能喝令所有其他論述低頭？（岔開話題一帶，在歐美的法律中，“trumping card" 通常是人權法。個人權利在公民社會中受高度保護，很多社會議題（如工資問題、墮胎問題）到最後會變成人權問題。「發展第一」的論述，似乎是發展中國家的富國策略而已。香港自誇為「亞洲國際城市」，政府進行城市規劃的論述竟停留在「發展」階段，實在叫人臉紅。）

菜園村我還沒去過，但是自小愛在課餘時間流連灣仔的莊士敦道（主要是為了各大書店）、春園街。最記得莊士敦道的幾家雀仔店，把很多不同品種的雀鳥掛在騎樓式建築的大柱，十分好看，常常有街坊聚在那裡談天、看報。重建後，變成幾家貴價餐廳的門口（或後門），富人地方，無錢平民望門不得其入，遑論聚談。還有去母親公司會經過的喜帖街，滿街滿舖貼着不同姓氏的金箔紅包，喜氣洋洋；現變成空空如也的建築大地盤，物事全非。半個灣仔已被「打造」成yuppie 天下，華麗的摩天住宅大廈，昂貴的餐廳，和半街之隔的舊灣仔尋常百姓家顯得格格不入。或許過幾年，另外半個舊灣仔也會零落。因為心酸，所以每次路經重建區也急步而過。菜園村的命運會否和灣仔、皇后天星雷同，還是會因反高鐵運動而逆轉？

讀《緩慢》，使我發現我們都是昆德拉筆下的電單車手，在高速的快感中和身邊一切割裂。而可怕的是，我們還要強迫別人一起騎上電單車，振振有詞地強制人家去放棄、去接受命運、去痛、然後去遺忘。這種深入骨髓的 development/speed affinity syndrome, 使我打顫。很多論者說香港的社運因反高鐵的運動而重新抬頭。希望這個運動，除了爭取真正的民主之外，也能拷問主流的發展價值，激起更多關於這方面的省思。

(本來想寫《緩慢》的書評。但寫着寫着，發覺愈來愈似發牢騷。本想停筆再寫，但一停筆或許就偷懶了，只有繼續。權充讀後感好了。）